在东北战场上，郑洞国绝对是个最悲情的人物，他吃亏在于太厚道。
1948年3月13日，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后，国民党军固守的长春，就成为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一座孤城。
其实早在1947年10月17日下午六点半，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攻克小丰满水电站，切断了长春的电力供应。
现在四平失守，中长铁路被切断，也等于掐断了长春的生命线。稍微有点儿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，长春再也没有坚守的必要。
郑洞国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建议：弃守长春。理由是长春距离主力太远，有被吃掉的危险，与其将来被吃掉，不如现在跑掉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，锦州之间，即能战、又可守。
奈何蒋介石执意不肯，他认为长春是伪满洲国的“首都”，国民党军固守长春，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。
长春就是一个火坑，郑洞国虽然厚道却不傻，他积极向蒋介石推荐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去守卫长春。
但老蒋回电：梁华盛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有矛盾。郑洞国又建议，让守卫锦州的范汉杰和梁华盛对调，老蒋回应：范汉杰对长春的情况不熟，不用再推荐人选了，我看你最合适。
并同时任命郑洞国为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。
郑洞国还是不愿去长春，蒋介石就一再发电报催促，最后郑洞国妥协了，硬着头皮飞赴长春。
郑洞国是职业军人，虽然守卫长春有些违背他的意愿，但他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创造奇迹。
长春城防工事坚固，号称“坚冠全国”，日军在占领长春期间，构建了非常完备的城市防御系统，仅中央银行周围，就有永久式工事150余处，工事使用一米多厚的花岗岩砌成，上面加盖钢筋水泥顶盖，可以承受大口径炮弹直接轰击。
城市内所有街道宽度都在60米以上，街道两侧明碉暗堡不计其数，中间都有钢筋水泥，坑道相互连通。
守卫长春的两个军更不是泛泛之辈。滇军60军在抗战期间屡立战功，新七军中主力师新38师，更是抗战期间入缅远征军中主力中的主力。
就是因为拥有这些资本，郑洞国觉得自己只要坚守长春，创造奇迹不是不可能的。
事实似乎也正如郑洞国预料，1948年5月24日，东北野战军集中一纵和六纵两个主力纵队攻打长春，在付出重大代价后，仅仅攻占了大房身机场。
于是东北野战军及时改变战术，由强攻改为长期围困。并制定了严格的围城计划。
1948年6月22日，围困长春的任务，交给东北野战军第12纵和6、7、8、9 、10 、11共六个独立师来完成。
前线总指挥是第十二纵队司令员，是有“好战分子”之称的钟伟。
6月28日，钟伟向各围城部队发布命令：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，把长春敌军困死在城里。
与此同时，钟伟采用蚕食战术，逐个拔除长春外围据点。
7月初，长春守军控制的面积还有400多平方公里，到了8月份，已经被压缩到不足150公里。
在这块狭小的区域里，集中了超过的10万国民党军及政府人员，以及50多万的长春普通市民。围城部队也因为包围圈的缩小，封锁线更为坚固。长春市区的粮价也随之飙升。
6月份的时候，长春市面上的高粱米每斤4万元（东北流通券），到了8月份的时候，已经飙升到2,330万元。到了10月份，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已经达到惊人的3,500万元！
而且是有价无市，粮食交易只能使用金、银。一个金戒指只能换一个三两重的高粱饼子。
长春城内的守军从6月开始，粮食每人每日定量1斤5两（16两一斤），高粱和大豆一样一半。
到了7月1日，士兵的口粮减到九两，到了月底，新七军的主力新38师可以优先得到空投补给，每周可以吃一顿大米饭；滇军60军第182师，事先把喂马的高粱大豆储藏起来，吃光战马后，暂时还能保证每天九两的粮食供应。
守军另外4个师，只能以钱代粮，士兵们买到什么吃什么。到了8月初，守军一个连每天的生活经费，都买不到一斤高粱米。
由于长春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攻占，长春守军的粮食补给只能靠空投来完成，但10万守军每天耗粮至少不低于10万斤，国民党空军就算集中所有的空中运输力量，也难以完成保障。
另外钟伟还采用高射炮打游击战术，利用为数不多的高射炮，经常变换高炮阵地，国民党军的运输及稍有不慎，就会被地面炮火击落，后来所以运输机飞行高度都在3千米以上。
在3千米高空空投粮食，大部分都飘到城外，即使落在城里的，也会在守军到来之前，被城里的百姓抢劫一空。
后来国民党空军空投粮食时不再使用降落伞，上百斤装满大米的麻袋从高空坠落，其杀伤力不亚于小型炸弹，因为抢粮被麻袋砸死的守军不计其数。
其实空投粮食对10万守军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据统计，运输机飞抵长春上空最多的一天也不过18架，平时也就10架次左右，由于长春围城正值夏季，雨水频繁，赶上天气不好，一架飞机都没有。
到了9月份，除了新38师，其余部队都已经绝粮了，现在不要说是打仗，突围，就是走几步也嘘嘘带喘。
守军向围城解放军拖枪投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，仅1948年9月份，就有13,700多守军向围城解放军投诚。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滇军60军的。
到了10月初，就连国民党军王牌新38师也开始出现大规模投诚现象，仅10月6日一个晚上，新38师就跑掉了八个整排。
其实到了现在，长春守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
滇军60军不是国民党军的嫡系部队，在围城期间，空投的粮食也优先供应嫡系新七军，造成六十军士兵牢骚满腹。
郑洞国不去安抚这些饥饿难耐的60军士兵，而是颁布了“连坐法”，规定三人一组，一人逃跑，两人受罚，两人逃跑，一人枪毙，每连逃亡三人以上，连长送军法处，越过哨卡30米，格杀勿论，抓回逃兵，一律枪毙。
到了九月，守军司令部对60军的打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状态，有个排长对几个班长发牢骚说要去找解放军投诚。
结果被人告密，守军司令部没有经过60军军长、师长就直接将这个发牢骚的排长和他手下的全都抓走枪毙了。
虽然这在郑洞国看来只是件不起眼的小事，却引起60军上下官兵的一致愤慨，9月22日，60军军长曾泽生决定率部起义。开始派人出城和围城的解放军进行联络，商议起义事宜。
而这这一切，身为兵团司令的郑洞国竟一无所知。
10月15日，郑洞国突然收到蒋介石空投手令：长春守军向沈阳、锦州一线突围。
郑洞国以军人特有的敏感，从老蒋的来电中马上判断出，锦州、沈阳现在已经岌岌可危。
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把队伍拉出去，和围城部队拼个鱼死网破。
郑洞国不敢耽误，马上安排突围，作为长春守军主力的新38师迅速进入攻击位置。
郑洞国心里清楚，现在十万守军只有新38师还能成建制突围，其余的部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郑洞国收到60军军长曾泽生的电话，请他“审时度势，共商义举”。60军起义，让固若金汤的长春防御体系土崩瓦解。
解放军代表刘浩给郑洞国打电话，希望他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。
郑洞国回答：“既然失败了，除战死以外，还有什么可说？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”。
此时郑洞国把希望寄托在新七军身上。
直到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说：新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，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起行。
郑洞国回答道：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，既然你们已经决定放下武器，那么你们干你们的，我干我的好了。
1948年10月21日凌晨，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也宣布向解放军缴械投降。
此时郑洞国正给蒋介石打电话：来生再见。
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。郑洞国随即挂断电话，却没有发现解放军冲进来。
原来这一切都来自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的安排，他们不忍见到郑洞国为老蒋殉葬。先指使贴身卫士将郑洞国的手枪拿走，然后将他团团围住，使他再没有机会自尽。最后按照和解放军事先的约定，兵团直属部队向天鸣枪，给电话另一端的老蒋一个激战到底的错觉。
枪声也是解放军和投诚的守军兵团直属队换防的约定。鸣枪以后，直属队放下武器，垂手肃立，静静的等候解放军的到来。
命令第一兵团特务团朝天开枪的还真不是司令官郑洞国，这个黄埔一期生在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既无路可逃又不想缴械投降，只是不停地派遣身边的亲信出去摸情况，结果这些“亲信”眼见大势已去，纷纷跟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进行接触和谈判，其中就包括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。而当长春守军主力新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时，郑洞国仍然顽固到底不肯下令缴械，曾经留美的杨友梅少将必须得想法子了。
东北重镇长春是1948年5月中旬被正式围困的，到当年10月21日全部解放为止，围城整整进行了五个多月，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（此时东野有两个兵团部）司令员肖劲光所部，曾在初期准备发起强攻，一举拿下长春，但是由于郑洞国率第一兵团（敌我番号巧合了）顽抗，两次总攻均未能得手。野司林罗刘首长遂决定改变打法：四面包围长春，吸引沈阳之敌来援，在野战中寻歼卫立煌的机动兵团。
然而卫立煌死活不肯出兵救援，于是长春就变成了长期围困，到1948年9月间，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南下发起辽沈战役，长春守敌干脆被暂时晾在一边不搭理了，但是东野仍然抽出钟伟纵队和12个独立师10万大军继续围困。城内当时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，从8月间郑洞国就秉承老蒋的指示“杀民养兵”，也就是不管老百姓死活，全力保障其第一兵团的军需供给。
郑洞国时任“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”，兵团下辖新编第七军和第60军共六个师正规军，加上逃进长春的地方部队约有9万余人，其中新七军是以原新一军的新38师为基干重组的，出身于远征军战斗力较强，也是郑洞国的嫡系部队（他曾任新一军军长）。另外一个第60军是滇军，装备虽然不错，但毕竟属于杂牌，两个军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。
所以郑洞国在粮食分配问题上也是厚此薄彼，新七军士兵每人每天可以发3两大米和3两高粮米，嫡系新38师士兵另外再加3两大米（旧制16两1斤），虽然不能吃的很饱，但是维持正常身体状态没有问题。而第60军那是后娘养的，没用多长时间存粮就吃光了，又得不到补充，军部只好给官兵发纸币自己去想办法，可是长春市面上哪里还有米卖？许多滇军士兵居然是靠喝盐水来维持生命的。
卫立煌虽然不敢出兵，但是也没敢彻底忘记郑洞国兵团的存在，从6月份起每天都派飞机给长春空投粮食，一般为10到20架次，这些粮食都被郑洞国集中掌握起来，准备在东野攻城或者是第一兵团突围时所用。到辽沈战役正式打响以后，卫立煌也没工夫理会长春的事情了，而且1948年10月10日老蒋的一封亲笔信，成为了长春局势的重要转折点。
在这封信里，老蒋通知郑洞国和新七军李鸿、第60军曾泽生两位军长，东北野战军正在猛攻锦州，东北蒋军有被封闭围歼的危险，命令长春守军择机经四平向沈阳方向突围，这哥仨当时就明白了，锦州和沈阳即将不保，再等什么救援就是坐以待毙了。所以从这一天起，早就酝酿起义的曾泽生将军，开始加快了与我军的联系和谈判的步伐。
1948年10月16日的夜里，就在郑洞国还在部署如何突围的时候，曾泽生将军率第60军所属之第182师、暂21师和暂52师共26000余人正式起义，部队有序开出城外，而原防区则迅速由我军的两个独立师接管。起义成功后，曾泽生还修书一封告知了郑洞国，新七军高级军官们听闻60军起义，登时军心大乱，因为他们知道光靠新七军自身的实力是无论如何突围不出去的。
郑洞国闻讯也是万念俱灰，一边发电卫立煌请示接下来怎么办，一边派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去外面了解情况，自己躲在兵团部所在地”中央银行长春分行“大楼的地下室里蒙被子睡大觉。杨友梅和新七军副军长史说等人（李鸿病中）眼见我军已经逼近新七军阵地，知道大势已去，干脆也派人联系解放军请求起义，但是在这样的军事形势下，“起义”的概念我方已经不认可了。
最终谈成的结果是新七军放下武器视为“投诚”，都谈妥了以后，我军代表通过60军的电话线路联系到了郑洞国，要求他领衔放下武器，但是郑洞国非常顽固：“既然失败了，除战到死之外，还有什么可说，放下武器是办不到的”！据说他的一期同学杜聿明曾试图派飞机前来救命，但是长春已经不具备了飞机起降的条件，只好作罢。
至1948年10月20日，新七军绝大部分的22000余人投诚已成定局，跟着郑洞国困守银行大楼的只剩下兵团部直属特务团的两个营约1000人，而郑洞国的态度让杨友梅是左右为难，最后他跟特务团军官们共同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请求我军给他们一点面子，即10月21日早晨“象征性地抵抗一阵子”，然后特务团放下武器让我军进入大楼，这个请求最后得到了批准。
1948年10月21日凌晨四时，银行大楼内外枪声大作，特务团官兵奉命集体朝天开枪，打了一阵就撤出大楼投诚去了，而郑洞国以为是我军开始总攻了，乃转来转去找枪准备自杀，但是被卫士死死抱住，架到一楼大厅时，那里已经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。这个时候郑洞国也硬气不起来了，只好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，随即被押往城外的我军兵团司令部。
也正是这一天，被围困长达五个多月的长春宣告彻底解放，共有73400余蒋军官兵起义或者投诚，少部被歼或者逃散，我第12纵队随即开赴辽西战场投入战斗。
